臉譜·NGO人工作著也許并不美麗

　　近期，業(yè)內(nèi)發(fā)布了《中國公益人才發(fā)展現(xiàn)狀及需求調(diào)研報告》(下稱《調(diào)研報告》)，對于在NGO，尤其是在草根NGO工作的人員的情況，進行了調(diào)查。結(jié)論是，壓力大，近八成的人會因受生活壓力所迫而最終離開。在非公募基金會、境外NGO、公募基金會工作的人員是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近日，《公益時報》采訪了包括在草根NGO工作的4個工作人員，以個案形式，還原這4個在不同類型NGO工作的人的狀態(tài)。

　　在以服務弱勢群體為工作對象的NGO里工作，并沒有讓工作人員有多大的崇高感。

　　與《調(diào)研報告》所調(diào)查相似，在草根NGO工作的查林，曾因理想而留下，但明年，她就會離開；對于張曼云而言，非公募基金會的工作只是一份“收支平衡的工作”而已；張惠在境外NGO拿著不菲薪水，過著相對滋潤的生活，在她看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盡管李晨所在的公募基金會給他解決了北京戶口，李晨還享受著比較好的福利保障，但是，對于看得見的未來，李晨開始動搖了……

　　前途一定很艱險，旅途一定會孤單，只要我們大家心相連。

　　哦！擦去眼淚，莫要傷悲，我們理想終將實現(xiàn)！

　　為了明天的自由，為了理想而奮斗，為了正義的歌聲傳遍全球。

　　哦！不怕艱險，堅定信念，我們理想終將實現(xiàn)！

　　12月的北京，一家非公募基金會針對公益人才培養(yǎng)的項目舉辦發(fā)布會。臺上，年輕人斗志昂揚地歌唱支農(nóng)歌曲《我們的理想終將實現(xiàn)》；臺下，老公益人廖曉義潸然淚下。

　　夢想——被演繹成公益人在辛酸的生存狀態(tài)下努力支撐的唯一理由。

　　但實際上，我們更渴望了解究竟哪些人在從事著公益領域的工作，公益人的生活現(xiàn)狀究竟如何，公益鏈條上各環(huán)節(jié)機構的待遇到底有何差別。

　　草根NGO

　　“去NGO挺好的。這是聽到最風涼的話。”

　　在位于昆明的這家環(huán)境保護類的NGO工作，工資是每個月1200，沒有保險，沒有獎金。

　　“就這樣無怨無悔地在公益民工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選擇留下就意味著我要放棄太多”、“最近吐槽過度。僅有一點需要聲明，我不拜金，但我需要養(yǎng)活自己，我不崇高，但我想在能做夢的年紀為自己的夢想爭取”、“去NGO挺好的。這是聽到最風涼的話么。有那么好為什么沒有人愿意去？”……畢業(yè)前找工作的半年，查林校內(nèi)網(wǎng)的個人狀態(tài)恨不得每分鐘一改，她陷入現(xiàn)實和夢想的考驗之中，糾結(jié)得不能自拔。

　　彼時，她正在一家環(huán)境保護類的NGO實習。有過兩家500強企業(yè)的實習經(jīng)歷、拿過各種級別獎學金、一次性通過英語四六級、大三就雅思過7的查林推掉了幾個“性價比超高的offer”，最后留在了這家草根機構。她給自己的時間是三年——三年后男朋友研究生畢業(yè)。“如果結(jié)婚就要為家庭負責了”。

　　工資是每個月1200，沒有保險，沒有獎金。2007年的昆明，這不算是應屆畢業(yè)生中最低的，她這樣安慰自己。

　　同實習時一樣，工作后查林參與的主要項目是滇池及其周邊的環(huán)境保護，每周進行水質(zhì)測量、為周邊居民發(fā)放傳單、組織志愿者投放魚苗清理藍藻……“我是打心眼里喜歡干這行，看著水質(zhì)微弱的變化跡象，我就特別有成就感。”

　　可這種成就感很難時時伴隨著她，“一回歸到生活的柴米油鹽中就很無力”。為了節(jié)省房租，她只能與人合租一間房，“做保險的姑娘，總是往回領男朋友”這讓她很不爽。每天三頓飯都是自己做，“一碗桂林米粉都舍不得吃，絕不在超市買青菜”。上學時，查林自詡是文藝女青年，常常光臨手工鋪子、獨立書店，工作以后朋友們就很難再約到她，“消費水平不一樣了”。

　　最讓她辛酸的是湖北老家的爸媽一放假就張羅來昆明看她，說讓閨女帶他們四處旅游，可她每次都拿各種借口搪塞。三年來，查林卡上的存款從沒到過四位數(shù)，“爸媽來了我沒地方讓他們住，更沒錢領他們逛”。

　　查林認為慶幸的就是爸媽都是教師，收入穩(wěn)定，自己沒有來自家庭的經(jīng)濟壓力。大學時跟她同一社團的朋友就是因為助學貸款和家里翻修新房，著急掙錢而最終沒能選擇公益之路。

　　12月17日，《中國公益人才發(fā)展現(xiàn)狀及需求調(diào)研報告》發(fā)布，查林在網(wǎng)上看到了新聞。報告中說從事公益事業(yè)的人員近90%的月薪酬集中在5000塊以下，近40%的人都沒有社會保險。她感覺報告中的數(shù)據(jù)“比較真實”，工作中認識的同行們待遇確實如此，可她還一點納悶：自己接觸的多是草根NGO，在公益鏈中處于上游的“有錢的基金會境遇應該好很多吧”。

　　在《報告》的發(fā)布會上，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的秘書長竇瑞剛特意對這一點做了解釋，稱《報告》受訪的主要是草根NGO，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相對接受調(diào)查的成功率比較低。

　　明年5月，查林的男朋友就畢業(yè)了，已經(jīng)簽了北京一家公司。她答應和男朋友一起北上，這意味著將要離開自己熱愛的崗位。據(jù)《報告》顯示，近8成的公益人才最終因為生活壓力而不得不重新選擇職業(yè)生涯。“誰都想把公益事業(yè)作為終身事業(yè)，可最后都變成了80%中的一個”。

　  境外NGO

　　“NGO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每個月一萬五左右的收入，讓她能夠在北京生活得比較滋潤。對于她來說，NGO的工作只是一份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看著時鐘指到六點整，張惠準時拿起手提包準備離開辦公室。對于她來說除了出差的日子，每天在辦公室的工作基本都差不多。

　　她在一家境外NGO任項目官員，她的丈夫在一家IT公司擔任工程師，兩個人雖然去年剛剛結(jié)婚，但是已經(jīng)貸款在北京東三環(huán)買了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

　　她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滿意：“掙錢不多，但是比較舒服，沒有什么生活壓力。”張惠大學畢業(yè)后，赴英國留學一年，學的管理專業(yè)。畢業(yè)后，她就在這家境外NGO擔任項目助理，直到去年她被提升為項目官員。每個月一萬五左右的收入，讓她能夠在北京生活得比較滋潤。除了工資之外，還有各項保險和每個月500元左右的交通補貼。這樣的收入對于像她這樣的“海龜”來說并不算多。她說：“我不想像那些在外企工作的同學一樣，‘前半生拿命換錢，后半生拿錢換命’。”

　　擔任項目官員除了處理日常工作，及時與項目合作方溝通，撰寫報告等工作之外，還要每一至兩個月赴當?shù)爻霾睢３霾畹牡攸c一般來說即是受助群體所在地，工作居住環(huán)境會比較差。有一次去河南的一個村子評估項目進度，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她住進了當?shù)刈詈玫穆玫辍５浅霾钸@一周里，她沒有一天睡過一個好覺。旅店的被子上全是霧氣化開的露水，像是從早到晚沒有散開，漚成厚厚的霉味。蚊子在天花板上嗡嗡地飛成圈，驅(qū)也驅(qū)不散，店家自制的艾蒿蚊香，熏得直流眼淚。南方山區(qū)的夏天夜晚全是蟬鳴，聲音像是從腦袋里傳來。

　　知道項目官員的辛苦，單位為出差的員工提供的每天300-400元的出差補助，這讓張惠感到比較滿意。她說，她從這一點一滴中能體會到單位對員工的關愛。

　　“我覺得該要一個孩子了。”張惠幽怨地說，“可是不是我出差，就是我老公出差，很難碰到一起呀。”

　　每逢項目在其他國家召開，張惠就能借機出國走走，有時候是印度，有時候是南美，也有可能去美國。雖然這種半年一次的出差讓她跟她經(jīng)常出差的丈夫更加聚少離多，她還是很開心能有機會去一些平時沒有機會去的國家。遇到兩個人能一起過節(jié)的時候，她會跟老公一起回老家探望父母，或者選擇一個兩個人都喜歡的地方去旅游。對于她來說，NGO的工作只是一份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非公募基金會

　　“只是做一份收支算平衡的工作而已”

　　“不想有太大壓力、也談不上崇高的公益理想，但絕對努力、聽話，認可慈善的價值觀。”

　　屏幕右下角的時間一跳到十七點半，張曼云就立刻關電腦、收拾東西、拎包走人。一切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幾乎從不加班是她對新東家最滿意的地方。

　　說是“新東家”，可其實來這家在業(yè)界頗負盛名的非公募基金會上班已經(jīng)快兩年了，只是從“女記者”到“傳播官員”的身份轉(zhuǎn)變，她還一直沒適應。“之前參加活動都是被人請，張老師有時間么，這活動您能來么？現(xiàn)在呢，天天打電話邀請別人，來參加我們活動吧，幫忙發(fā)個稿子吧，沒事一塊聚聚吧。”

　　2005年，張曼云研究生畢業(yè)，幸運地被一家財經(jīng)類報紙看中，如愿以償?shù)禺斏狭艘幻浾摺８鞯仫w來飛去、參加企業(yè)活動、采訪國資委官員……月全部收入近8000元.，高過了大多數(shù)同齡人，她覺得很風光。

　　可好景不長，兩年不到，她的身體就亮起了紅燈。熬夜趕稿成了家常便飯，常常是一副黑眼圈示人，加上內(nèi)分泌紊亂導致每個月的那幾天總是疼痛難忍，她明顯感覺“自己一天天變老”。最夸張的一次是星期六上午她從北京到鄭州出差，下午編輯臨時通知加一版企業(yè)公關稿，星期天早上8點截稿，她訂9點半的飛機飛上海。

　　“一天一夜沒合眼，往上海的飛機上想瞇一覺卻突然胃疼，守著衛(wèi)生間狂吐，一邊吐一邊哭。”幾千米的高空上，張曼云瞬間做出了決定：再給自己一年時間調(diào)整，然后辭職，換個活法。

　　來基金會并不偶然。在報社時，張曼云負責的就是CSR版面，打交道的除了企業(yè)社會責任部門就是企業(yè)出資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對工作性質(zhì)和流程算是了解。挖她走的是一家基金會的副秘書長，采訪時一起吃過幾次飯，對方說對她的溝通方式和寫作風格都很看好，承諾的職位是傳播部副主任，月薪7000，年終雙月薪。

　　“薪水上雖然有差距，但總算過的是出入寫字樓，朝九晚五的正常小白領生活，再沒人催稿，再不用24小時開手機。”就這樣，張曼云大大咧咧地進入了“聽起來可洋氣的NGO”，幻想著能在公益領域“多干好事，多攢人品，早點撞見個白馬王子”。 

　　可度過了最初的興奮期后，她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跟承諾相差甚遠。她剛來不久，傳播部唯一的傳播官員就辭職走人了，整個部門里就剩下主任和她這個副主任。7000塊的月薪扣了稅跟保險，到手只剩下5000多。寫年報、發(fā)新聞通稿、做會務……所有的操作型工作都壓在她一個人頭上，甚至包括幫秘書長打印文件、訂機票，會計出差時做臨時出納員。

　　最讓她接受不了的還是沒有話語權。因為挖她過來的副秘書長“在機構里說的不算”，所以她的意見大家也“只是禮貌性聽聽”。幾次下來，她學乖了，發(fā)現(xiàn)代表部門出聲的只能是部門主任或者那些在項目上有“特殊貢獻”的人。而傳播部在機構里永遠是那個“不被需要時沒人搭理，需要時卻必須有思想、有方法、有效率”的尷尬角色。

　　前同事聚會，“嘲諷”她發(fā)的新聞通稿越來越?jīng)]水平，她苦笑：那說明我越來越接近領導要求了。“每個圈子都有自己的語言，傳播官員要做的就是把基金會的語言翻譯成大眾能接受的，利于傳播的，可他們就不這么想，總是急于表達自己想表達的。

　　即便如此，也絕不再辭職，是張曼云現(xiàn)在的想法。“能去哪呢？再回媒體是不可能了，去企業(yè)？壓力大得很，拼不過小年輕。”

　　雖然每次面對鐘愛的品牌望而怯步時總是抱怨，但偶爾她也沉溺于當下的悠閑、穩(wěn)定。早上能自己做早點，閑暇時跟姐妹看場電影，逛逛西單，心血來潮參加一兩次同城活動，還報過日語學習班……

　　張曼云覺得自己對公益領域還是很感興趣，有很多想法的。“這個圈子的魅力在于你一旦走進來就一定會被某一方面吸引，即便日后不在了很多被影響的習慣也永遠改不掉。”參加過一次機構培訓后，她就對野生動物保護產(chǎn)生了興趣，“魔怔一樣告訴身邊的所有人不要穿皮草”。

　　“不想有太大壓力、也談不上崇高的公益理想，但絕對努力、聽話，認可慈善的價值觀。”張曼云認為自己絕不是孤例，工作以后認識的很多非公募基金會圈里的姐妹跟自己情況都差不多。“只是做一份收支算平衡的工作而已”。

　  公募基金會

　　“過幾年，我會換工作”

　　在他得知工作了7年的項目官員張姐現(xiàn)在也只有3000余元的工資時，他對自己未來的工作前景產(chǎn)生了懷疑。

　　李晨大學畢業(yè)前，一直希望自己能夠進入一家公募基金會工作。由于他在校期間的優(yōu)異表現(xiàn)和在奧運會期間參加志愿工作的突出成績，他畢業(yè)后如愿走進了一家公募基金會。

　　“我一直以為公募基金會的工作會像機關一樣清閑，但是我錯了。”公募基金會的工作并沒有他想象中清閑，隔三差五的加班和微薄的收入，讓他的女朋友心生不滿。他說：“作為一個新員工，我一般要在領導八點半到辦公室之前來到辦公室打水，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多數(shù)時候，當同事們因為項目加班時，我也不能例外地要與他們一起加班到晚上八點左右才能回家。”

　　“她說看不到未來。”李晨嘆了口氣，“一個月2000元的收入，除去1500元租房的開銷，再加上水電費，能夠有每天買菜做飯的錢就不錯了。”

　　李晨在南二環(huán)租了一間15平米的小一居。屋子不大，基本上進門就能看到一張床，除了簡單的桌椅、衣柜、電腦，這間小屋里并沒有太多能夠體現(xiàn)主人興趣愛好的擺設。平時除了上班、下班、洗衣、做飯之外，打打游戲，看看人人網(wǎng)，跟女朋友約個會基本上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了。

　　一畢業(yè)就找到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基金會還為他解決了北京戶口，四險一金全有，一個月有2000元的工資，辦公室寬敞明亮，領導和藹、同事熱心，單位不定期會請專家來為員工培訓，食堂還管飯，李晨認為自己目前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他的工作是負責與合作境外NGO聯(lián)系，這項工作既鍛煉了他的交流能力又讓他的英語專業(yè)大有用武之地，在工作能還能認識其他NGO的工作人員，與他們交流經(jīng)驗、探討不足，這讓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他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一次送活動請柬的經(jīng)歷，讓他反思起公募基金會的處境。根據(jù)單位規(guī)定，如因工作需要外出，需請公車。但是，那天公車正好外出。他只好打車去對方單位送這份請柬。根據(jù)基金會的規(guī)定，報銷交通費需要走一個審批流程。且不說走流程耗費時間，需要樓上、樓下找領導簽字，就為了二、三十元打車費，值得嗎？李晨問自己。

　　同事告訴他，根據(jù)《基金會管理條例》規(guī)定：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因此，嚴格照此執(zhí)行的公募基金會人員和行政經(jīng)費都非常拮據(jù)。

　　李晨本來以為，在公募基金會工作多年的資深項目官員會有一份比較“有尊嚴”的工資。在他得知工作了7年的項目官員張姐現(xiàn)在也只有3000余元的工資時，他對自己未來的工作前景產(chǎn)生了懷疑：“如果沒有一份能夠保障生活的工資，NGO的工作人員如何能夠全心地投入工作呢？”

　　在與他接洽工作的NGO工作人員口中，他得知在香港即使是剛剛畢業(yè)的應屆生工資平均也有6000-8000元港幣；而社工類應屆生的平均工資還要高一些，能到達到12000以上。“這真的僅僅是慈善的大環(huán)境不同嗎？”李晨激動地說，“2000、3000的工資在北京生活，我一個人倒是沒什么，可我拿什么來跟她結(jié)婚？……也許過幾年，我會換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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