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檢查，相關機構負責人稱，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幫助其進行完善和規范

    從今年2月份開始，包括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深圳市圓典工友服務部、深圳市打工者中心、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務部、時代女工服務部等在內的十余家勞務工NGO先后遭多個基層部門先后上門檢查。緊接著，就是房東以各種理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搬遷。

    相關部門的合理檢查是職責所在，但，面對以公益和公共服務為存在理由的社會組織，當發現其不規范之處時，是想方設法助其規范與完善，還是簡單化地一關了之，其實是一個決策方向的問題。

    撰文：

    南方日報記者杜嘯天

    張仁望

    見習記者蔣桓伯

    攝影：

    南方日報記者何俊

    策劃/統籌：呂冰冰
 
    “我們會不會沒有辦法繼續工作？”進入8月份以來，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室連續遭遇多個基層政府部門的例行檢查，該機構負責人陳燕娣近來一直提心吊膽。

    陳燕娣的擔心并非沒有理由。因為已經有機構在接受接連例行檢查后，隨后被房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無法正常工作或者搬遷的尷尬境地。

    而從2008年開始，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問題先后三次被市委市政府列為重大調研課題。廣東省更是在去年的十屆九次全會上，把社會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

    這種種向好的政策，都讓陳燕娣和她的同行們滿懷希望，也許例行檢查的風暴馬上就會過去。

    然而上周六，陳燕娣的希望被打碎，房東以自己的小孩要回來開發廊為由找到“手牽手”，讓他們盡快搬遷。昨日，房東一連來了“手牽手”辦公室三次，追問他們什么時候能夠搬走，并稱自己“很急”。“房東強調上個月就想跟我說了，但上個月她才收了我們半年房租。”

    80后女孩創立的NGO

    在深圳，像“手牽手”這樣的勞務工NGO有十余家，主要分布在寶安和龍崗兩個外來勞務工比較集中的區域，一點一滴補上了“企業沒有做足”的功課。

    位于寶安區西鄉街道的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室（下簡稱“手牽手”），是一家專為外來務工人員服務的公益機構。2007年，陳燕娣和朋友一起創立了“手牽手”。5年間，“手牽手”從初創期的2個人，發展到現在已擁有8名全職工作人員，在深圳外來務工中小有名氣。

    “很多年輕人都喜歡去那里看書、認識朋友。”在附近的摩的司機老李說。

    來自廣西的27歲女孩陳燕娣是該機構的負責人。談起工作室，陳燕娣顯得格外珍視。2002年，剛剛初中畢業的她，從廣西貴港來到寶安西鄉，在工廠流水線上一干就是三年。2005年8月，噩夢從天而降，她的右手手指被機器軋傷變形，鑒定為9級傷殘。

    突遭工傷，讓陳燕娣一下子失去了人生方向，“不知道怎么面對家人和朋友，更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很多遭受工傷的勞務工都只有二十幾歲，甚至十幾歲，如果走不出突如其來的困境，后半生就會在迷茫與苦悶中度過。”陳燕娣的同事王寶鈺說。

    陳燕娣坦言，是工友們幫助她走出了受傷陰影，也讓她萌生為受傷勞務工提供心理支援等幫助的想法。2007年底，“手牽手”應運而生。

    “等到工傷發生后，再去補救就晚了。事前的培訓遠比事后的維權更重要。”陳燕娣認為�；谶@樣的理念，職業安全教育一直是“手牽手”的核心工作內容。而5年來，“手牽手”更一直致力于為勞務工提供職業安全培訓、心理咨詢、法律宣傳和咨詢等社會服務。

    “我們也會去一些醫院進行工傷探訪，提供心理支援，讓大家能從工傷陰影中走出來，正確對待受傷或致殘，不要走極端，造成自殺甚至殺人的后果。”陳燕娣說。

    據記者了解，在深圳，像“手牽手”這樣的勞務工NGO有十余家，主要分布在寶安和龍崗兩個外來勞務工比較集中的區域，他們以為外來勞務工提供職業安全宣傳和教育、開展文藝活動、進行法律宣傳和咨詢為主。他們用自己的行動一點一滴補上了“企業沒有做足”的功課。

    再搬遷就失去“用武之地”？

    面對接連的例行檢查和租房合同的停止，陳燕娣和她的同事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之中，他們不僅正在失去辦公場地，更失去了未來的方向。

    從今年2月份開始，包括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深圳市圓典工友服務部、深圳市打工者中心、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務部、時代女工服務部等在內的十余家勞務工NGO先后遭到所在街道稅務、安監、安防、社保、房管所、勞動監察大隊等多個基層部門先后上門檢查。緊接著，就是房東以各種理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搬遷。

    針對此事，記者聯系了寶安、龍崗兩區的多個部門，均未得到明確答復。其中有部門工作人員表示，只是例行檢查，并沒有專門針對該組織的上門檢查。

    西鄉街道辦宣傳部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因為去檢查的不是街道的職能部門所以他不了解原因。但是，不管是什么情況，相關部門的合理檢查都是應該的，不能說做公益就不應該接受合法的檢查，這也是相關管理部門的職責所在。

    面對接連的例行檢查和租房合同的停止，陳燕娣和她的同事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之中，他們不僅正在失去辦公場地，更失去了未來的方向。

    “不是說要大力發展社會組織嗎？如果我們有什么不足和不規范，幫助我們完善和規范起來，不是比讓我們關門走人更好嗎？”陳燕娣問道。

    但搬遷后是否就一定安全呢？記者了解到，迫于壓力，深圳打工者中心從原來經營了多年的龍崗區龍崗街道同樂社區，搬遷到龍崗區南聯街道。但搬遷到新的地方后，“工商隨即又找上門來，說我們無照經營”，相關負責人陳茂表示。

    而位于寶安區松崗街道的深圳市圓典工友服務部，因為各個部門的輪番檢查，先后搬家5次，仍無法正常工作，現已離開深圳去了東莞。但該機構負責人表示，他們其實希望能夠留在深圳。

    那么要想繼續留在深圳，搬到哪里才行呢？陳燕娣絞盡腦汁想，“曾經有人告訴我們，你們可以搬到龍華去”。

    青草工友熱線的負責人李招就曾經問過這樣的問題，“當時我問他們，去龍華可不可以？他們不作聲，但是我問，搬到石巖可不可以，他們就說堅決不可以。”

    不過，有勞務工NGO負責人向南方日報記者表示，龍華近年來正在轉型，發展商業，工業區和工人越來越少，搬到龍華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搬到龍華不僅我們開展活動不方便，工人們上門咨詢也不方便，因為他們平時都很忙。我們都不想去龍華。”陳燕娣表示。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授王江松向記者表示，勞務工NGO如果不幫助工人維權，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空間，這正是工人愿意找他們、信任他們的理由，也是這類組織未來發展的方向。勞務工NGO配合政府做維權，既可以讓政府不再大包大攬，承接政府職能轉移，也有利于消化一部分社會矛盾，推動政府的社會管理水平。

    對于勞務工NGO存在的作用，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負責人張治儒告訴記者，深圳很多企業反映，正是他們這些勞務工NGO的存在，讓很多工人學會了通過投訴、起訴等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很多企業老板認為現在的外來工權利意識太強”。

    王江松認為，勞務工類組織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是適應勞資矛盾的需要而產生的，對化解社會矛盾有一定的幫助，對其功能和作用應該予以認可，對其管理應該制度化和法律化，讓其在法律的框架下開展各種活動。

    “更大限度地將工作開放和透明化”

    “社區里的勞工NGO習慣于回避，不愿意主動做政府公關，不愿做更大的社會公信力的建設，不愿把工作更大限度地去開放和透明化，這在長期里造成了政府對這類組織工作的疑慮，這次只是積壓已久的爆發。”

    在這次的“檢查風暴”中，小小鳥打工互助熱線應該是受到壓力比較小的一個。

    在“小小鳥”深圳辦公室，一進門記者便看到墻上的海報上印著“維權熱線”四個大字以及電話號碼，“小小鳥”的創始人魏偉也直言不諱：“我們就是幫勞務工兄弟維權的”。

    魏偉的這種高調或許讓他人難以理解，但“小小鳥”現在的影響力卻有目共睹。據其介紹，截至2011年底，“小小鳥”已在深圳、北京、上海、沈陽四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具備了每年為10000名勞務工提供法律服務的能力。自機構成立至今，共執行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德國、歐盟、世界銀行在內的18家國際基金會資助項目43個，籌款人民幣約775萬元。據他介紹，截至2011年底，小小鳥已實現了在華北、東北、華東、華南四大經濟區域的平臺建設，具備每年為10000名勞務工提供法律服務的能力。自其成立至今，直接受益的農民工達到315075人，間接受益人數為519710人。

    當然，“小小鳥”的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早年機構在北京也經歷了多次政府部門例行檢查事件。魏偉也在挫折中逐漸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即積極主動地進行媒體和政府部門溝通，自上而下地解決問題。

    “我們不是和政府關系好，而是積極主動地做政府公關。”魏偉笑著說，這是從“小小鳥”1999年成立至今一直貫徹的生存法則。

    在魏偉看來，近期的“檢查風暴”和勞工NGO長期以來的運作方式有很大關系。

    “社區里的勞工NGO習慣于回避，不愿意主動做政府公關，不愿做更大的社會公信力的建設，不愿把工作更大限度地去開放和透明化，這在長期里造成了政府對這類組織工作的疑慮，這次只是積壓已久的爆發。”

    除了積極地進行政府公關，瀏覽小小鳥的網站可以發現，其所有的財務與資助項目都對外公開，每日接待的勞工咨詢、舉辦的活動也全都當天記錄并發布在其官網上，可以說整個機構的運行是完全透明化的。

    魏偉想向同行說：“我們是農民，本就是弱者，在維權過程中有時的確會造成一些不合規范的問題，我們辦的社會組織也難免有各種不完善的地方，但暴露自己最危險的部分，才能取得信任和幫助。”

    ■聚焦

    民政注冊之路如何走下去?

    記者了解到，為了開展活動方便，這些勞務工NGO絕大部分都未能在民政部門注冊。其中一部分為了開展活動，進行了工商登記，比如，“手牽手”；而另外一部分，則沒有進行任何登記。

    今年7月1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除了特別規定和特殊領域，廣東省內成立社會組織，不用找業務主管部門，并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這對于社會組織來說，是又一次大松綁。

    對于像“手牽手”這樣一個工商注冊的機構而言，新規似乎讓他們看到了“轉正”的希望，“如果想開展大一點的活動，因為不是民政注冊，就很難申請到場地，也爭取不到婦聯、義工聯的支持。工友們還會懷疑我們是不是有其它目的，比如盈利”。

    因為工商注冊帶來的諸多不便，新政策出臺后，“手牽手”就開始準備注冊，但7月份“手牽手”分別向寶安區民政局、深圳市民政局遞交的申請，卻都卡在了第一步——“名稱核準申請”。

    寶安區民政局的回復是，填寫“名稱核準申請書”后到街道辦社會事務科蓋章。但陳燕娣將申請書遞交給街道辦后，卻被告知，由于街道辦靠社區實行監督，但社區對“手牽手”的情況不了解，所以不能蓋章。

    “而且他們告訴我，街道沒有收到7月1日的新規，第一步就被卡住了。”陳燕娣失望地說。

    向寶安區民政局的注冊申請被拒后，“手牽手”又在7月底向深圳市民政局提交了申請，結果也是名稱核準沒有過關。陳燕娣表示，因為提交給市民政局的申請需要填寫業務范圍，“當時我們寫上了法律宣傳。民政局給的回復是，因為法律屬于專業技能，仍然需要主管單位”。

    對此，陳燕娣并不認可。她覺得他們的法律宣傳只是將一些最簡單的法律條文打印成文字版交給工人，或者在工人遇到法律問題時，介紹他們去工會或者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而他們并非提供直接的法律服務。

    同樣，深圳打工者中心負責人獲悉新方案公布后，到龍崗區民政局咨詢他們是否可以注冊了，區民政局近半個月后答復，“那都是媒體炒作出來的，沒那回事”。

    記者就此事聯系了深圳市民管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相關負責人在外出差，無法接受采訪。不過，有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雖然深圳目前已經將直接登記的社會組織擴大到八大類，但是勞務工組織開展法律服務不在此列，按照法律規定需要找一個主管單位。同時，廣東省的方案雖然已經公布，但是細則尚未出臺。

    陳燕娣此前最迫切的希望是能找到一個主管部門掛靠，讓“手牽手”成功注冊為公益服務組織。不過對于現在的“手牽手”而言，能夠以工商登記的身份繼續開展工作，可能都將成為奢望。

    注冊應主動規避風險

    藍衣工人合作社：

    盡管對于很多勞務工NGO來說，進行民政注冊可望而不可及。而致力于勞工教育的藍衣工人合作社在2011年2月才進駐深圳，并在今年7月份注冊成功。

    2012年7月27日，藍衣工人合作社在深圳的新機構以深圳市益民社工服務中心注冊獲得批準，拿到了民政部的登記證書。在藍衣工人合作社總干事何忠洲看來，整個注冊過程“很順利”，并沒有遇到任何障礙。

    在申報的業務范圍一欄，按照統一的規范填寫的，是“提供專業化社工服務；開展社工宣傳和學術交流活動；承接有關單位委托的社工服務項目”三項。這三項內容看似空泛，并沒有像大多數勞務工NGO將法律宣傳和法律援助等詞直接寫入申請材料，但何忠洲告訴記者，他們所作的其實涵蓋了勞務工NGO的大部分活動內容，包括教育、法律宣傳、法律咨詢、職業安全教育等。

    在外界看來，何忠洲的機構能夠在深圳注冊成功，是因為其背后豪華的大學教授、專業研究員、律師、社工等隊伍。而其則表示，對外界宣傳的技術化處理和專業規范的運作才是藍衣工人合作社發展良好的關鍵，以及能夠在深圳注冊成功的原因。

    據其介紹，在深圳市益民社工服務中心申請注冊過程中，“益民”兩個字是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處處長的建議，并沒有使用原有的藍衣工人合作社名稱，而在申請材料中，益民社工服務中心的自我定位是勞工教育，致力于推動企業里的半工半讀，并沒有所謂敏感的東西。

    同時，何忠洲認為，“勞工”一詞本不在官方話語中所使用，因此以“勞工服務中心”去注冊登記本就是不合規范的，很難獲得通過。

    ◀上接AⅡ01版

    ■他山之石

    廣州東莞勞務工NGO：

    一些機構成功注冊勞工

    令人納悶的是，此次事件似乎只集中發生在深圳。據記者了解，在廣州、東莞兩地，除了東莞友維安全生產管理咨詢服務部外，別的勞務工NGO都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創立于1998年8月的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號稱國內最早的勞務工NGO，它主要進行勞務工間的交流、互助活動，也同時幫助勞務工處理一些維權的個案。其負責人曾飛洋告訴記者，2008年至今他們從未遇到過頻繁查訪的情況。目前，番禺打工族服務部正在做著民政注冊的努力。

    今年7月3日，曾飛洋向廣州民政部門提交了注冊申請。7月5日，他們得到了民政部門的反饋，由于目前這類社會組織的注冊工作還沒有一個細化的章程，許多細節無法敲定，希望他們稍安勿躁。

    而與此同時，早先就向民政部門提交注冊申請的廣州向陽花女工中心已經進入銀行審核階段，將于近日完成注冊流程，成為一家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該機構關注廣州外來打工姐妹的工作、生活，為他們提供幫助。

    而在東莞，去年的“坤叔助學”事件后，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注冊明顯放松了很多。去年12月，東莞市藍衣公益服務中心注冊成功。今年5月28日，東莞市燭光公益服務中心注冊成功。

    燭光公益服務中心是一家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救助、普法宣傳在內的公益服務，以及在社區開展文化活動的公益組織。

    談到燭光公益服務中心的注冊之路，負責人宋剛夫很有感慨，去年5月份他就有了這個想法，但東莞民政部門當時的答復是最多只能做一個圖書館。直到坤叔助學事件后，“登記部門的人告訴我，可以以公益服務中心的形式注冊。”

    “政府部門一面審核，一面給予燭光公益服務中心很多指導意見。功夫不負有心人，今年5月底，燭光公益服務中心正式注冊成功了。”宋剛夫高興地說。

    ■專家觀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

    政府應該

    規范引導

    勞工組織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表示，曾經接觸過很多勞務工組織，所以也一直在關注深圳的勞務工組織被“例行檢查”事件。根據他的了解，絕大部分勞工組織都只是想幫助那些在現代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工人，為他們提供一些服務和幫助，這有利于化解當前社會勞資雙方之間的矛盾，也有利于幫助政府處理此類勞資糾紛。

    他認為，很多勞工組織通過為工人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識等咨詢服務，一方面讓工人們在受到不公正對待時，能夠捍衛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也是引導工人們了解法律，通過法律途徑去解決矛盾和糾紛。這樣可以減少工人們通過信訪、堵路等方式去維權，對于推動法治社會建設和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我覺得基層政府應該轉化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一是發現他們的實際作用是在幫助政府解決社會矛盾，而不是添亂；二是對于勞務工組織，要去政治意識形態化，給他們的發展創造一個相對寬容的環境。”于建嶸說。

    同時，他覺得當前廣東省正在把社會建設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去推動和發展，深圳更是在很多地方走到了全國的前列。政府應該在社會建設的大背景下，規范和引導勞務工NGO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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